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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牵头发起第五十个“世界环境日”，以“解决塑料污染”（Solutionsto plastic pollution）为主题，动员世界各国加快行动，解决环境危机，再次引发人们对开展生态教育，从小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的广泛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1年发布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中指出：“课程要让我们重新学习该怎样与一颗生机勃勃却遭到破坏的星球互动，忘记人类的傲慢，这种傲慢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发展与自然世界的深层联系，将生态圈作为一个教育空间，思考如何‘再野化’课程。”

　　再野化教育和环境教育有什么关系？它背后的理念和传统环保立场有何不同？在再野化教育中，人与自然应该建立起怎样的联系？各国正在积极思考和探索如何“再野化”我们的学习环境、课程和教学：荷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花园”；西班牙马德里重视挖掘户外空间的潜力；苏格兰的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通过独特的自然资源开展多层级、多维度的再野化教育实践；英格兰的“再野化教育机构”通过循序渐进的课程唤醒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日本上越市地球环境学校和加拿大枫树岭环境学校充分挖掘在地化资源，为学生提供体验式学习……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我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开展新时代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国际上再野化教育的多元实践，为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发展提供启示。

　　新冠疫情一方面加速了新技术在人类生活的应用与普及，促进了传统教育系统的变革；另一方面也将日益脆弱的地球生态呈现于世人面前，敦促人们思考如何发挥教育的作用，并建立新型的伦理关系。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频频发声，提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倡议，开展各类发展性活动，引导人类度过危机。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教育、经济、环境诸多领域倡导绿色发展、生物多样性等，为人类进入未知社会做好积极准备。正如OECD在题为“通往2030年道阻且难：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距离”的报告中所指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为了确保长期繁荣，经济框架还需考虑自然资源效率，水、能源与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3月通过了“联合国十年生态系统恢复计划”，宣布2021-2030年实施该计划，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物种加速灭绝的危机。2020年，作为“教育的未来”倡议的背景文件——《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揭开了倡议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思维进路，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教育方式，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秉持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做了拓展。参与《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撰写的斯洛娃（Silova）等人甚至指出，若是持续坚持与幻想以人为中心或例外主义，那么教育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于提供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1届大会上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屡屡提及岌岌可危的星球，呼吁以教育应对气候变化，其中再野化教育（rewilding education）被提上日程。再野化教育在何种语境下产生？与环境教育的关系为何？与风靡一时的森林学校、自然学校有何区别？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何为再野化。

　　再野化并非教育所特有。从全球范围而言，再野化是一场持久、审慎、充满挑战的环境保护之路。再野化概念的根源与其重要词源“野生”（wild）有关，野生用来形容不受人类控制的生物或土地，如野生动物（wildanimal）、野生河流（wild river）等。“二战”后，人类已经认识到野生、荒野（wildness）的重要性。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争取荒野保护立法的运动，1964年颁布的《荒野法》从法律层面建立起美国国家荒野保护体系。当时的《荒野法》虽然确立了一整套荒野保护的管理政策，划定了荒野保护区，明确了荒野保留区的禁止事项，但将荒野地限于未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土地，并未在荒野地的法律定义中强调对于本地物种的保护。直到1995年，美国黄石公园重新引入“狼修复生态系统”后，再野化替代“荒野保护”走进大众视野。由此，荒野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联系在一起，荒野地不再仅仅是未开采的孤岛，因其纳入景观尺度的规划，包括了核心区域、连通性和共存性。再野化的研究与实践由此也达到一个小高峰，出现了北美模式、欧洲模式等。

　　再野化的开展与世界组织、区域组织的支持密不可分。欧洲再野化（Rewilding Europe）组织于2011年正式成立，并与欧盟、欧洲国家、地方层面的多个组织开展合作，致力于在欧洲范围内为野性自然、野生生物和自然过程留出更多空间，形成一个“更具野性”的欧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则于2017年成立再野化工作组，致力于在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群体中分享经验，整合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为再野化建立概念与方法框架，从而进一步推动实践。随着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在格拉斯哥举行，苏格兰再野化联盟（The Scottish Rewilding Alliance）呼吁政府支持再野化、再生泥炭地和重新引入消失物种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再野化不仅仅是重返野化状态，它意味着在生态修复过程中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人类诞生以来，农业、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一直在改变和影响地球系统。人类世是当今的一个地质时代，用来概括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包括地质、生态系统、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再野化的出现与后人类世的诉求相一致。后人类世拓展了生命体对地球的影响，这些生命体包括非人类的自然、动物、植物和其他精神生物。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多重演变，从崇拜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驯服自然，人也完成了“万物的尺度”这一转变。理性至上的时代导致以非理性为标识的自然逐渐过渡到人的对立面，成为人改造的对象。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为例，人对居住空间、工作环境进行了重新设计，森林、荒野逐步减少，或变化了模样，野生动物减少或被迫迁移，这都可以理解为“去野化”（dewilding）过程。面对日益受损的地球，提升生态系统韧性、维持生物多样性，再野化成为必要之举。

　　综上，再野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法，并非是重回自然的罗曼蒂克，而是基于研究的景观再造；它超越了单纯的荒野化，而是激活自然的力量，赋予人类社会更多的生机。与其他环保主义的立场一致的是，再野化也强调减少土地开发、森林开采等消耗自然的行为，但是较之于单纯的森林保护运动、河流保护运动，再野化则将自然视为一个神奇的大系统，且不断地与人类社会互动，以此形成良性的环境再生。

　　再野化教育比之于再野化，要更为复杂。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鲁德（Rud）将再野化教育的理论源起追溯至德国哲学家史怀哲的尊敬生命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虔敬自然”。学生通过“经验学习”（experientiallearning）学习自然，在其学习的早期就认识到脆弱性、转瞬即逝、灭亡。但是随着各类环保组织推行的再野化实践的丰富，时至今日再野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得以拓展。

　　首先，再野化中所提倡的野性精神、人与自然的对话、人类与生物之间的共同栖息地和重新连接、生态系统的修复都可以成为再野化教育的内容。从这一方面而言，再野化教育的外延就超越了原来的森林学校、自然学校。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曾在其《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序中提到了“去自然化”现象。他将儿童与大自然的断裂所导致的儿童片面发展称之为“自然缺失症”。然而再野化教育要比回归自然更加激进，它不仅相信大自然的力量，还致力于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且持一种长期主义视角。如英国的家长在评价再野化项目时所说“：‘再野化计划’所做的事情令人惊叹，我的孩子们喜欢与自然接触，感觉自己是部落的一部分。”现在有很多“森林学校”，但这远不止于此，它是关于真正与地球和他人建立联系。换言之，再野化教育以“后人类世”为语境，将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物种之一，重新踏足人类最初的栖息地。再野化教育中，每一个参加课程以及沉浸式活动的人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并释放出他们真正的野性，并最终能付诸实践，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其次，“再野化教育”被作为一种视角，用以批判、重建传统的教育系统。例如英国“再野化教育”机构通过“野化”这一隐喻重新反省人类社会关系，使教育机构与实践更加野性、健康、自由与公正。再野化视角下，现存课程所依赖的社会结构、种族、阶层等对教育的影响均需深刻反思，以打破课程中的特权知识，唤醒课程中的沉默者。再野化教育鼓励多元价值的碰撞，希望参与者在再野化的过程中受益，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自主性、自我意志。由此可见，再野化教育比传统的学校教育更强调与生活世界、自然世界建立深刻的联系、主张多样化的课程、灵活的方法；比以往的森林学校、自然学校更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以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属于环境教育的一种，但较之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立场，再野化教育秉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动的合作、敞开的对话，以及镶嵌在行动中的包容感与归属感。

　　一些致力于再野化教育的机构将其行动标识为“自然引导的教育”（nature-led education）；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推行的国际生态学校（Eco-School）项目虽以生态教育为名，却已经触及保护物种多样性等再野化教育的内容；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保留了大量荒野区域的国家则略去“再”字，直接称之为野化教育。这些使得再野化教育在实践中保持了一种开放的视角。与再野化的实践一样，再野化教育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其实践因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再野化教育可以发生在学校、家庭、公园，也可以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大学、网络等其他学习环境中进行。

　　再野化的课程内容既可以是融入当地的自然系统，去发现、探索和享受自然世界；也可以是介绍所有生命互相关联的状态，建立人与社区、人与自然深刻的情感联系；还可以是科学的景观再造，保护物种多样性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路径……而这些终将超越自然主义的浪漫遗迹，敦促学习者履行其道德责任，与他者、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维持生态平衡。

　　随着欧洲再野化运动的推进，欧洲各国的再野化教育也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农业强国荷兰是欧洲再野化的主旗手，其教育也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自然活动”，在人造的自然区域中，学生从小通过照料土地和作物培养生态中心的自然意识，并内化何为可持续发展；欧洲南部的西班牙重视庭院的教育价值，并通过学校菜园项目重新建立儿童、青少年与土地的联系。

　　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拥有诸多的再野化民间组织、再野化教育机构，发展了丰富多样的再野化教育实践。其中，苏格兰的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为学生、教师、志愿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教育资源，让参与者在了解、关心、维护、分享当地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过程中，成为实现绿色目标的关键行动者；英格兰的“再野化教育机构”则以“再野化”为视角，重新思考教育系统与实践，通过循序渐进的课程唤醒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建构一个更加健康、公正、野性的教育系统。

　　同样，位于加拿大西部的枫树岭环境学校和坐落于日本新泻县的上越市地球环境学校也对传统教育模式发起了挑战，它们通过在地化的学习活动促进学生身心灵的统一。学生们不仅在自然中感受自然，学习自然知识，还成为保护自然的能动者。上述实践既包含针对幼儿园、中小学的再野化项目设计，也囊括了针对教育者的项目；它们发生在公立学校、校外教育机构、国家森林公园等多个场所。这些实践虽然内容各异、场地不同，但均体现了再野化教育的三重内涵。首先，再野化教育超越人为自然服务，或自然为人提供教育的单一视角，以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的课程与活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其次，再野化教育存在体验学习、项目化学习、服务学习等多种方式，跨越学科的界限，培养身心协调、富有行动力的问题解决者；再次，再野化教育对学习空间进行了再野化，或赋予野化的空间以新的教育内涵，在反思传统教育不足的基础上探索更为公平、多样、包容的教育实践。

　　2022年12月，英国《卫报》撰文《2022：再野化成为主流——〈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框架〉协议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论及全球性的再野化运动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再野化的益处远不止于此。再野化改变了我们思维的方式。它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是众多物种中的一个，与错综复杂的生命网络捆绑在一起。人类的未来与大气层、天气、潮汐和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物息息相关。再野化给予大自然更多的自由来恢复动态的自然过程，致力于再野化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投资。如何推动再野化，并从再野化的行动中发展出改革现代学校教育的建设性思路，这就需要再野化教育。再野化教育不是对森林学校、自然学校的取代，而是通过体验式、在地化学习中重省与他者、与自然的关系，建立深切互依的情感联结，在去除“人类例外论”的同时赋予人类变革的能力，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它是自然浪漫主义取向的森林学校、自然学校的迭代版，引导人们从人类中心走向生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