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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近20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始终呈现相对较快的发展态势，且国家扶持、社会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从2004年起，民政部将每年的4月和10月确定为“扶贫济困送温暖月”，进一步调整、扩充社会捐助接受站点与推广建立“慈善超市”，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捐助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因其对特定目标群体需求的精确把握，成为大型公募基金会中最负盛名的品牌。紧随其后，其他各大型公募基金会，甚至企业慈善基金会，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品牌慈善项目，催生并发展了一大批知名度高的慈善品牌，如“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等。

　　尤其在近几年，中国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各种私募慈善基金会成功建立（如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各种各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快速孵化成长起来；在社会监督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压力不断增大的基础上，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行为也开始转变，资金与物资的运用更趋合理透明；以汶川地震救援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的多场全民救灾行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全国性慈善活动，越来越受国民关注，新兴慈善活动的行为模式渐被认可；学术界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判断，也逐渐变得谨慎乐观起来。

　　当前，从制度层面来看，志愿服务事业、社会性义务工作等第三部门发展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财富累积程度乐观的现状，已经为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提供了多项结构性条件。

　　慈善资源募集多采取组织化动员方式，容易产生组织角色定位不清的问题。例如，我们几乎都接到过单位的通知，号召大家捐款捐物，不管其本身意愿如何，都不得不成为慈善资源的贡献者。虽然这种组织的公益性和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却成为一种变相的摊派，远离了慈善资源奉献自愿的原则。

　　慈善资源分配上存在垄断现象。慈善组织在募集到慈善资源之后，对其进行垄断使用的常见方式有三种：不依据慈善需求的客观分布，而是依据慈善组织的短期计算模型来决定慈善资源的投入方向；慈善资源只在某个行业和系统内部实现流动，而不会溢出到“行政边界”之外；忽略慈善资源使用效率前提，把慈善资源当作交换媒介来为慈善组织的组织目标服务，有时甚至演变成为慈善组织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服务。

　　慈善组织在“责任制”（Accountability）建设上投入的精力，远比在资源收集动员上所投入的精力少很多。行政主导的组织模式容易导致慈善组织与行政挂靠单位之外的其他重要社会行动者（如慈善资源捐助者、社会公众、媒体和受助者）对目前“责任制”建设不认可。完善的“责任制”管理，应当做到对每一份慈善资源都能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其整个生命周期是可追溯的。慈善组织应该为其所募集慈善资源的使用负起应负的责任，贯彻公平、效率和人道主义等多项原则。慈善组织只有加强内部制度、组织和技术的建设，并通过采集、保存和展示充足的信息等方式，才能向外界表明自己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令人欣慰的是，面对此前一些负面状况，我国慈善组织已经认识到“责任制”的重要性，也已在“责任制”建设上加大投入（如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搭建用于基金会评估的网络平台等）。

　　慈善捐助的效率存在问题。首先，公众希望有独立机构对单项慈善捐助活动或慈善捐助项目进行捐助效果的后评估工作。但由于邀请第三方评估需要额外耗费慈善资源，业界对进行项目后评估的意愿明显不足。正因为没有系统的后评估框架，慈善组织无法从已经开展的慈善工作中获得有效的系统反馈，其行为的改善只能取决于偶然或本能的经验体会。其次，提高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每个慈善组织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和判断，在对救助需求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的战略行动规划，而非短期的行动计划。当前，我国的大多数慈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捐助方意愿、行政指令、短期社会舆论、突发社会需求等来进行慈善资源的战略投入。

　　中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并不是慈善事业本身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过程的现实体现。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也仍处于不停的角色定位过程中。尤其是第三部门组织，或是过多存在行政化痕迹，或是成为缺乏社会责任的获利工具，还未发展至相对规范的阶段。因此，如何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各类组织明确其角色内涵和权限边界，是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能否走得更远的先决条件。